中国需立足自身的政治结构和国家权力运行体制，探索发展合宪性审查的中国道路。
新时代行政法治面临许多新情况新变化，这对行政诉讼制度提出了新课题，对合法性审查原则提出新要求。行政诉讼制度能否从立起来到强起来，合法性审查原则无疑将发挥至关重要作用。
四、余论 合法性审查原则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应当清晰明确，而不应模糊和不确定，唯有如此在适用中才会认识统一、标准一致。实质法治则强调法治的目的性价值，追问实质合法性，主张政府和民众都要守法，追求法律背后道义原则的实现，关注社会正义和对人权的尊重。法治一旦缺少实质内容，那就不能成其为法治。[xxviii]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1989年3月28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89年第2期。为积极适应WTO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2014年修订的新《行政诉讼法》则将司法解释成果以立法形式予以固定。
如果不服复议后的决定，可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律的执行机关必须严格执行法律，对于法律的善恶与否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发言权，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就必须严格执行或遵从。[57] 四、日本行政事权划分制度对央地关系的影响 (一)事权划分与立法权限的关系 毋庸置疑，法律中规定由国家机关执行的事务，地方立法权自然无权涉足。
[27]对事务归属的认定只停留在立法者的判断上。因为旧制度下，地方公共团体的首长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地方公选代表，执行本地区自治行政。[56] 关于2007年第二次分权改革的相关讨论，可参见［日］北村喜宣：如何放宽法令的规制密度，氏著《分权政策法务与环境·景观行政》，日本评论社2008年版，第52—60页。[37]在国家天然拥有政策主导的优势下，改革的结果是，国家占据了大部分政策立案、法案制定、实施细则制定(通常授权中央各部委)权能，地方政府仅仅承担事务的具体实施部分。
[2] 财政部释疑：央地划分‘事权为何目前仅推‘财政事权，载第一财经https：//www.yicai.com/news/5072536.html，2019年1月31日访问。文中还指出：新的事务区分制度的视点在于，修正原来被视为中央集权的体制，构筑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之间对等、协力的关系，促进谈判规则的明确化。
关键词: 央地关系 事权划分 行政事权 职能分担 在我国，对于央地政府间的事权划分曾有过种种探索，但是，有关于此的法制化进程并不平坦。还有一种是认可国家法介入所有事项，但国家法的介入不得侵害地方自治的本质，也就是地方自治的内容保护模式。地方公共团体在这类事务的处理上近乎没有自主性可言。以我国《渔业法》为例，借鉴日本行政事权的划分方法和划分逻辑，可通过下列方式认定事务归属：比如针对养殖水域的相关行政事务，11条规定的国家事务有可利用水域规划事务、养殖许可标准制定事务。
[21]该条规定：地方公共团体的组织及运营相关事项由法律根据地方自治的宗旨予以规定。[36] 参见［日］成田赖明：地方公共团体的国政参加——其理论根据与范围·方法(上)，《自治研究》第55卷第9号(1979年)，第11页。2000年分权改革废除了机关委任事务并重新进行分配，除了一小部分被废止(11件)或直接划归由国家行使成为国家事务(诸如国立公园的管理、信用合作社的认可和检查等20件事务)，余下统归地方事务。该款规定：地方公共团体以增进居民福利为基本，具有自主综合实施本地域内行政事务的权能。
地方自治原则保障的地方事权并不是从立法权到行政权的整体权限。这种制度体系没有采取领域式事权划分方法，而以执行主体为事权划分标准，直接利用现行法律实现各行政领域事务的具体分类。
国家制定《核电避难者特例法》要求相关地方公共团体承担这一义务，并依此提供各种行政服务。特别是对地方事务中的自治事务进行立法时，国家应尽着重考虑义务，让地方能够依据本地实情进行行政管理，尽量减少制定实施细则(第13款)。
［日］东信男：国家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之课题，《会计检查研究》第21号(2000年)，第129—130页。国家在制定新法时，当然需要贯彻这一理念。二、日本行政事权划分的法制形态 日本的事权划分方式以行政权划分为中心。该原则并非对旧制度彻底革新，其在承袭功能分担原则下事权划分方法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其次，还会记载于《地方自治法》附表[48]中。[52] 参见注[31]，第113页脚注[1]。
在确定了行政事务的归属后，即可进一步探讨立法权、行政监督权的配置关系。[32] 亦有学者指出，在第二种分配方式下，国家制定的法律进行具体事务的分配，自然有可能形成趋向于国家利益的分配状态。
[48] 附表分为表一和表二，分别罗列第一项法定事务和第二项法定事务。(二)地方事权划分制度的具体构造 1.自治事务与法定受托事务 对于什么是自治事务，《地方自治法》使用扣除法进行定义：自治事务是由地方公共团体处理的除法定受托事务之外的事务(第2条第8款)。
这也可看作其他由法令规定的事务。只是对于财政制度改革先行的我国来说，政府事权划分如何与已确立的财政分配制度相衔接是一个新的课题。
(3)灾害防护事务的补助。[64]另一方面，在日本以内容保护为内涵的宪法保障下，并没有划出属于地方的绝对事权空间。综上所述，在以执行主体为基准划分央地行政事权的基础上，通过对地方事务类型化，再分别确定其与立法权、行政权和财权相关联的制度设计，构成了日本央地关系的概貌。[26]总的来说，只要是地方着手执行的行政事务，便是地方事务。
作为对本文设问1的回应，确立行政事权的具体划分制度有助于走出领域式事权划分的困境。而对法定受托事务，本法中规定的8种介入手段均可适用。
其原因主要在于2000年第一次分权改革方法的变化。该第2款规定列举了应由国家重点承担的事务范畴，分别是：(1)国际社会中有关本国存立之事务。
［日］矶崎初仁：法令规制密度与自治立法权——基于地方分权改革推进委员会的探讨，《法律家》第1396号(2010年)，第146—152页。该款规定：普通公共团体有权处理本地域事务及其他按照法律或依法律制定的政令要求处理的事务。
但是，这种制度设计能否与我国宪法法律体系相融洽呢？一方面，讨论日本央地关系问题时，不能忽略日本国宪法对地方自治的保障机制。[43] 在分权改革过程中，地方制度调查会制定的《有关推进地方分权的答复》中分别对此三种职能列举了一部分事务，此文件虽不具有法上的效力，但作为该修正案形成的原型之一，仍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因此，本地域事务并不限于地域这样形式上的限制，比如与本地域居民有合理相关性的事务，也属于本地域事务。不过由于其本身具有国家事务的性质，所以会比前两者受到更多来自国家行政机关的介入指导。
这种以行政事权划分为中心的制度设计，可为我国央地事权划分的法治建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摘要: 我国央地政府间事权如何划分，一直处于摸索之中。
后有2011年3月14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到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完善分税制(第47章第1节)。在我国尚欠缺地方自治保障法理的现有体制下，上述责任机制还很难实现。
[25] 其他由法令规定的事务作为补充性概念，是指：某事务虽然与本地利益无关，但鉴于普通公共团体也是构成国家统治机构的一环，国家认为有必要由其处理时，通过制定法律或政令的形式规定相关地域处理的相关事务。由此，为了阐明职能分担原则的具体内涵，有必要回顾功能分担原则的意义与内涵。